原标题：槟榔滋味绝媚妩
翻开海南的历史图卷，秀美挺拔的槟榔树占据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位置。自汉唐起，槟榔就出现在《异物志》等古籍中，从宋元迄至明清，槟榔始终是历代海南经济作物中的支柱产业。此后在千年的时光中，槟榔逐渐从一味南药、一种珍味，演变为日常生活中的嗜好品，并使这一土产逐渐演化为一种文化现象和文化元素，深深地融入海南百姓的生活中。
三亚槟榔河村美丽景色。海南日报记者程范淦摄
庄和平/画
翻开海南的历史图卷，秀美挺拔的槟榔树始终占据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位置。
自汉唐时起，槟榔就开始出现在《异物志》、《岭表录异》等古籍关于海南的记载中，为岭南珍异之一;从宋元迄至明清，槟榔始终是历代海南经济作物中的支柱产业，其生产、加工、运输、销售等相关环节不断发展，产品行销岛外乃至国外，相关税收支撑起海南地方财政。近日海南日报推出了槟榔产业发展系列报道，海南周刊将从中国古代和近现代的槟榔经济、槟榔的药用价值、文化价值等方面来探讨岭南珍宝槟榔这一古代时尚嗜好品在今时代的变迁和演绎。
在海南经济史专家、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教授陈光良的研究中，这幅图卷在我们面前徐徐展开：自汉唐时起，槟榔就开始出现在《异物志》、《岭表录异》等古籍关于海南的记载中，为岭南珍异之一;从宋元迄至明清，槟榔始终是历代海南经济作物中的支柱产业，其生产、加工、运输、销售等相关环节不断发展，产品行销岛外乃至国外，相关税收支撑起海南地方财政。
“要说海南古代经济的特色是什么，哪样产品对全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作为海南人，陈光良经年思考研究的结论就是槟榔：“堪称古代海南的拳头产品。”
一部历史
槟榔滋味绝媚妩
公元1097年，也就是宋绍圣四年，海南迎来了改变当地文化发展的重要人物——苏东坡。这一年7月，他被贬到儋州，当地人见面就以槟榔来招待他，而他也留下了《食槟榔》等歌咏槟榔的诗作。诗中写道：“面目太严冷，滋味绝媚妩”。
从“面目太严冷”的青黑果实，到“滋味绝媚妩”的待客佳品，古人很早就认识到了槟榔的作用与价值，并衍生出蓬勃发展的消费需求。对此，陈光良在他的专著《海南经济史研究》中专辟了“槟榔经济”一章予以详细的考证与描述，在琼州学院教授黎雄峰等著《海南经济史》中也多有记述。
槟榔，一般认为原产地在今天的马来西亚，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在东南亚和南亚地区广泛传播栽培。中国古籍中至少在汉代就已经对槟榔有了记述，称其为岭南地区的“珍异口味”。作为一种热带植物，直到今天，中国的槟榔主产区仍只有海南、台湾两座岛屿，而开发相对较早的海南，应是中国古代最早栽培槟榔的地区。
不过，直到汉唐，海南仍然是“边地初郡”，生产力低下，商品贸易落后，无论出产、赋税均无形成产业的主打“拳头产品”，对中央王朝的贡赋以“海外珍异”为主，如珍珠、玳瑁、吉贝(黎族土布)等特产和手工业产品，槟榔也是其中之一。
此时，古人对槟榔的认识主要是防治疾病的效用，包括“辟膻、消食、去虫、除瘴”等，特别是强调“御瘴疠”的药效。当时岭南地区开发程度不高，北方移民多有染“瘴疠”而死者，成为岭南移民开发的一大阻碍。因而，能够预防“瘴疠”的槟榔，以其药用价值需求渐增。
与此同时，古人也发现“槟榔可以忘忧”，这与今人吃槟榔的原因相同。槟榔逐渐从一味南药、一种珍味，演变为日常生活中的嗜好品，并走出海南岛。
陈光良表示，到了苏东坡生活的宋代以后，关于槟榔消费的记述已明显侧重于嗜好品的享用特征，甚至有“以槟榔为命”之说：“食久，顷刻不可无之，无则口舌无味，气乃秽浊。”
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记述，宋代中国岭南地区的槟榔消费风气已经极盛。在当时的广州，“中下细民，一日费槟榔钱百余”，“不以贫富、长幼、男女，自朝至暮，宁不吃饭，唯嗜槟榔。”
到了明清时期，槟榔消费在前代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不仅消费范围扩展到北方的达官贵人，甚至成为了一种流行消费品。据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所载，北京人也吃一种干槟榔，“杂砂仁豆蔻，贮荷包中，竟日细嚼，唇摇齿转。”
从宋到清中期，槟榔始终是海南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早在宋代，就有“非槟榔之利，不能此一州也”的说法。《海南经济史》认为，宋时琼管征收过海商人所贩的槟榔商税就占每年海南商税的一半。仅运到广州一地被征收的槟榔税就达“数万缗”，其余“诸处所收，与人之所取，不可胜记矣”。到了清代，据道光《琼州府志》列举的全岛各州县税收情况统计，“榔椰税”占全岛税收的37%，也是最多的。
“海南槟榔在古代一开始是作为药材采摘种植，用于防瘴治病;自宋代以后，逐渐演变成风糜岭南闽蜀、甚至京城的时尚嗜好品，因此而产生了巨大的市场需求。”陈光良认为，这些消费需求的发展变化，对海南乃至大陆广大地区经济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种文化
金斛盛来红茸香
“绣床斜凭娇无那，烂嚼红茸，笑向檀郎唾。”
这句子来自南唐后主李煜的词作《一斛珠》，一般认为是描写其与妻子大周后的情感，道尽了沉浸在爱情中女子的可爱之状。但对于“红茸”的解释则有争议，有认为是红色绒线的、有认为是樱桃等红色水果的，但从描写的动作来看，应是槟榔更为贴切。
今天，嚼食槟榔的以男性居多;但在古代，女性吃槟榔蔚然成风。
“两颊红潮增妩媚，谁知侬是醉槟榔。”苏东坡的诗句，准确描写了女性食用槟榔后的情形。因为“醉槟榔”效应，许多人在吃槟榔后两颊出现红晕，就好像抹上了一层胭脂，这在化妆品数量很少且价格昂贵的古代，不啻为一种天然的化妆品，为爱美的女性增色不少，再加上槟榔的兴奋作用，和“除瘴、消食、下虫”等保健功效，槟榔作为一种古代的时尚消费，在相当范围内广泛流行开来就毫不奇怪了。
消费的流行，推动了海南古代槟榔产业的发展，也使槟榔逐渐演变为一种文化现象和文化元素。“在巨大的市场需求下，经历了千百年的岁月孕育，最终使槟榔这一土产俗果演化为岭南文化的特色元素。”陈光良说。
自唐至清，一千多年的中华文化史上，许多文学家的创作中都有槟榔的身影。以诗词为例，除了苏轼和李煜，唐代的李白、白居易、元稹，宋代辛弃疾、陆游、黄庭坚、杨万里，明代丘浚、汤显祖等都有关于槟榔的诗作。
在这些诗作里，槟榔常用金盘、金斛、金碗等器具盛放，明显是古代的高级“零食”。李白诗《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二首》中就有“何时黄金盘，一斛荐槟榔”的句子，元代杨维桢、宋代晁补之等人也有“金盘荐我生槟榔”、“槟榔贮金盘”等句子。
这里还有一个典故，据《南史·刘穆之传》记述，南朝大臣刘穆之年轻时家贫，常去身为士族的妻子家“蹭饭”，还要槟榔吃，被小舅子们讥讽：“槟榔是消食的，你常常挨饿，要槟榔干什么!”。后来他做了高官，摆宴席请小舅子们，饭后又用金盘子端了满满一盘子槟榔上来。这个故事，后来被编成戏剧《槟榔记》，成为“心胸宽广，不计前嫌”的代名词。
到了明代，叶权在《游岭南记》中说，潮州等地“口红齿赤为富贵子，盖槟榔不离口也”;而广州城中少年英俊的公子哥儿束金带、跨骏马、嚼槟榔，槟榔已经成为一种炫耀性消费了。
《红楼梦》第六十四回里，就描写了贾琏借口要吃尤二姐的槟榔调戏她的场景。可以想见，海南出产的槟榔，越往北则价格越高昂，到得京城，就是大观园里贵族的享用了。
上千年流行的潜移默化中，槟榔逐渐融入文化与民俗。《海南经济史》认为，在宋代以前，槟榔已经成为黎族人生活中不可或缺之物，并形成了槟榔待客的习俗。这一习俗也影响到汉族移民，且逐渐向内地扩散。《岭外代答》中记载，在宋代，从福建、四川到广东、广西等地都流行吃槟榔，“客至不设茶，惟以槟榔为礼”。槟榔进入南方地区家庭的待客礼俗。
明代《正德琼台志》中则记载，在海南，有客人来访，必先用槟榔向主人表示敬意，主人也要拿出槟榔待客致谢。媒约婚礼更必用槟榔做为信物，形成一套约定俗成的礼仪。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描写了这种习俗：“而琼俗嫁娶，尤以槟榔之多寡为辞”。有钱人家的聘礼，槟榔多的可达一百斤以上，少的也要二三十斤;而穷人家的聘礼，也要槟榔四两半，才能定下亲来。屈大均还记述，在广西人的“定命礼”和广东人拜祭鬼神中，都要用槟榔。
反过来，融入文化与民俗，令海南槟榔的需求量进一步增大，真正成为海南的“品牌产品”、“拳头产品”。
一个产业
小小槟榔利琼州
三亚博物馆里，保存着一个崖州出土的明代大铁权(秤砣)，上铸“崖州天后宫槟榔码重一百觔”字样，重达一百斤，足见当时槟榔贸易的繁盛。
在海南经济史上，最富盛名的特产包括珍珠、香料、吉贝布等，但为何他们没有形成盛销广大地区的“拳头产品”?陈光良认为，这些特产或出产稀少，或工艺繁复，只能成为皇家或少数贵族享用的“奇珍”。而槟榔，在海南形成了从生产、加工到包装、转运、销售的“全产业链”。
《海南经济史》认为，宋代黎族地区已经出现大规模槟榔种植园，“漫山成林”;元明时代则出现了“千棵槟榔园”;到了清代，甚至出现了植树数万棵的大规模的槟榔种植园，从管理到收获都雇佣农工，园主依靠长期经营赚取投资利润，其投资规模和雇工方式，已经初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了。
发现于琼中县斩对村的一块清朝嘉庆年间的石碑表明，当地黎人已经将槟榔园作为重要遗产继承，并且需要雇工管理，槟榔果收入不菲。同时，槟榔园还要交纳槟榔税，成为地方财政的重要财源。
明《正德琼台志》选录了一组“槟榔诗”，从中可以发现海南槟榔种植和经营的许多信息。比如，为了减少中转环节，降低销售成本，提高赢利，尤其槟榔果加工需趁季节采摘加工才能迎合嗜好者口感，众多商贩们想方设法在收获期到产地直接采购，竞争激烈。所谓“小贩纳税月，巨商守藩篱”，“海贾寻村远问津”，为的是及时装船起运。
为了适应不同的口味，古代海南人将槟榔加工为不同的产品再销售。根据宋人记述，“春取之为软槟榔，鲜极可口;夏秋采而干之为米槟榔;渍之以盐为盐槟榔;小而尖者为鸡心槟榔，大而扁者为大腹子。”海南人还发明了一种替代蒌叶的配料，解决了蒌叶保鲜期过短之虞，使槟榔能销售到更远的地方。
到明清两代，随着槟榔贸易的繁茂，在海南形成了专门的槟榔批发市场和商人会馆。当时，到海南贩卖槟榔的以高州、五邑两地商人为主，他们把大米运到海南销售，同时采购槟榔运销岛外赚钱，分别在海口、三亚建立了高州会馆和五邑会馆。
陈光良还指出，到清代，海南槟榔还逐渐转向交趾(越南)、扶南(柬埔寨)等地出口，在面对烟草等新的嗜好品竞争下，海南槟榔经营者随机应变，转而开拓国际市场。
陈光良认为，海南历史上槟榔产业的发展，有几点值得肯定：一是槟榔的种植、加工、包装、运输、销售等一系列生产经营，环环相扣，周转顺畅，同时岛内岛外密切配合，交通流通相得益彰，这是海南槟榔营销的成功之处，尤其值得后世借鉴。二是为了适应消费者的不同口味及药用特性，在采摘、制作等环节形成了一套精细的加工技术。三是槟榔在全岛各州县普遍种植且成林成园，形成一定的规模经营，产量质量有保证。
“一种商品通过它的需求效应，刺激生产者扩大生产，吸引众多商贩投资营运，既能在市场获利，又成为当地财政税赋的重要来源，而且其市场生命周期维持上千年之久，这在海南经济发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对今天也不无启示和借鉴。”他说。（彭青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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