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不产槟榔 ，湖南人为什么爱吃槟榔 ？

台湾、海南、广西等槟榔原产地都有嚼槟榔的习俗，其中台湾更发展出闻名世界的“槟榔西施”文化。但在湖南人面前，他们通通相形见绌——据统计，台湾约 10%的人口有嚼槟榔习惯，而湖南人嚼槟榔的比例达到 38.42%，其中 30 至 40 岁人群更高达 50.36%。

作为中国最大的槟榔产地，海南对槟榔的热爱也远不及湖南。海南槟榔产量虽占中国大陆总产量的 95%，但本省鲜果消费不足 1%，余下绝大多数都被制成干果运往湖南。

湖南人对槟榔的热爱，让当地政府官员头疼不已——历次申办全国文明城市过程中，长沙都把乱吐槟榔渣作为打击重点。而在全湖南最爱吃槟榔的湘潭，甚至出现市长发现有人乱扔槟榔渣后，调动交警、城管 48 小时全城搜寻当事人的奇闻。

湖南人为什么这么爱吃槟榔？除了把劲头十足的槟榔与湖南人的“霸蛮”性格联系在一起，网上最流行的说法是，湖南槟榔食俗发源地湘潭曾遭清军屠城，事后返回的逃难者发现一老僧口含槟榔掩埋尸体，遂纷纷效仿。这也符合古人对槟榔的一种看法，它可以预防瘴气和瘟疫。

原因真的是这样吗？

槟榔的飞地

湖南槟榔的确发源于湘潭，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湘潭就已是海南槟榔的主要买家，湘潭人吃槟榔就已远近闻名。

但除此之外，这种说法的其他部分就很难站得住脚了。老僧埋尸的传闻最早出自 1993 年出版的《湘潭市志》，没有任何历史资料佐证。槟榔防疫说尽管有诸多古代医书作为旁证，却也不能解释，为什么只有湖南的湘潭会成为中国的槟榔消费中心。

从地域上看，湖南人尤其湘潭人爱吃槟榔这个现象本身就让人生疑——湘潭位于湖南中部腹地，深处内陆，本地不产槟榔，距离槟榔主产地海南也不近。与海南更近的广东和省内更靠南方的郴州、永州都没有湘潭这样的槟榔狂热。

世界范围内，爱吃槟榔的湘潭也违背了槟榔食俗的分布规律。

槟榔是仅次于烟草、酒精和咖啡的世界第四大成瘾型消费品。但相比前三者在全世界的广泛存在，槟榔食用者的地理分布要集中得多，主要是南亚、东南亚、东非沿海地带与西太平洋，中心地带位于东南亚岛群。除了印度等大宗产地，多为沿海及岛屿。

湖南既非槟榔产地，也不沿海，堪称是槟榔世界的飞地。

作为槟榔热的唯一孤岛，湖南人嚼槟榔的方法也迥异于世界主流。绝大多数地区食用槟榔都是鲜果搭配蒌叶和石灰，印度和斯里兰卡略有不同，还会加上烟草一起嚼。唯独湖南人嚼的是用多种调味料长期卤制过的槟榔干果，许多成品槟榔甚至含有芝麻、葡萄干，更像是精致加工的甜品。

相比最传统也是最通行的蒌叶石灰槟榔，现代湘潭槟榔的制作工艺要繁琐得多

人类学家曾提出一种假说——槟榔没能像酒精、烟草与咖啡那样传遍世界，主要就是因为槟榔、石灰加蒌叶的复杂组合地域性太强，只能在槟榔原产地周边流行。

如果这一假说成立，湖南人嚼槟榔的习惯自然更让人费解。

南北皆食槟榔

不过，这一假说显然靠不住——中国古代槟榔食俗的分布范围就已超出海南、广西等原产地，遍及大江南北，而食用槟榔干果在一千多年前就已出现。

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人就已学会嚼槟榔。汉晋之际，孙吴等政权的文士在开发南方的过程中发现了来自交州（今越南地区）的槟榔和吃法。槟榔难以保鲜，但这并不足以阻却文士们对它的热爱。嚼食越南干槟榔很快成为士人显贵的风尚，在六朝大为流行。

史书中多处留下槟榔的踪影——《南史》记载，名士任昉的父亲极爱吃槟榔，孝顺的任昉本来也爱吃，却因父亲临终时没吃上一口好槟榔而与槟榔结怨；晋末大臣刘穆之年轻时家庭贫困，生活却相当奢侈，到老婆家蹭饭不忘讨要槟榔，遭人嘲笑。齐梁豫章王萧嶷的遗言更写道，他死后的祭品只要“香火、槃水、干饭、酒脯、槟榔而已”。

嚼槟榔的习俗甚至流传到了北朝。北齐大臣王昕模仿南朝名士嚼槟榔、吟诗文，结果被安上“伪赏宾郎（槟榔）之味，好咏轻薄之篇”的罪名。

北魏农书《齐民要术》对槟榔及其制法、吃法的记载，“扶留藤”即蒌叶。唐代之后的药书普遍出现槟榔防瘴气的说法。但魏晋时期对槟榔药用价值的描述仅止于消食和驱虫，防瘴气显然只是后人对这种域外习俗的脑补

隋唐年间，槟榔食俗逐渐从史书上消失，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政治中心再次转向北方。事实上，直到清末，嚼槟榔的习俗一直留存于中国各地。

在明人所撰《竹屿山房杂部》中，槟榔已是一种工艺复杂的养生食品。《红楼梦》第六十四回有贾琏向尤二姐讨要槟榔的情节。清人梁绍壬在《两般秋雨庵随笔》中说，北京士大夫爱吃槟榔，常将槟榔与豆蔻、砂仁一起放在随身荷包里。清末的《庚子西行纪事》则记录道，西安的酒楼和北京一样，都会在客人用餐后端上槟榔碟。

不过，这些槟榔习俗虽没有地域限制，却只有社会上层才消费得起。平民百姓要想每天吃到槟榔，就只能住在南方槟榔产地或者是相关贸易中心附近。

南宋人周去非在《岭外对答》中写道，闽南与广东、广西是当时槟榔最盛行的地区，吃法也是最原始的蒌叶石灰。原因不难理解：广东、广西临近槟榔主产地越南和海南，闽南的泉州、漳州则是宋明海上贸易的中心、南洋货物的集散地。由于受到槟榔习俗发源地越南的影响，他们吃法也更加原教旨主义。

闽广地区的槟榔习俗一直保留到清末民初。明清之际，闽粤移民把槟榔移植到台湾，台湾人的槟榔习俗由此而来，并逐渐发展出自己的风俗——槟榔西施

受到影响的不仅是吃法。早在秦汉时期，槟榔就是越南地区结婚时招待宾客的礼品。从宋代的《岭外对答》到清代的《广东新语》都可以证明，广东人习惯用槟榔招待宾客，一直是当地婚礼必备。

湘潭槟榔食俗的来源，正可以在这里找到踪迹。

海禁的影响

历史文献对湘潭槟榔习俗最早的记载，出自清代嘉庆二十三年（1818 年）刊刻的《湘潭县志》。

县志的《风俗》卷这样写道：过去湘潭风尚简朴，请人吃饭时端上一盆清淡的鱼汤，客人就会知趣吃完散席。但如今的人却讲究吃喝，酒菜极为奢侈。尤其是婚丧宴请的场合，还有“槟榔蔫叶”相伴，竟然大受欢迎。

这则记载留下了湘潭槟榔起源的两点关键信息。

其一，湘潭的槟榔习俗最初是与婚丧宴请联系在一起。其二，最初的湘潭槟榔与“蔫叶”并称，显然是指槟榔与蒌叶的传统组合。在当时，只有一个地方的槟榔习俗与此最接近，就是前文提到的广东。

那么，广东的槟榔习俗为何会在此时传入湘潭？

这是湘潭的地理位置、社会状况和清代的贸易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

湘潭位于湖南中部，毗邻湘江。在古代，中原地区通往岭南的一条主要路线就是由湘江南下，从郴州或永州翻越南岭。湘潭位于这一路线的中段，河湾的泊船条件又优于省府长沙。云南、贵州、广西运往内陆的货物也行经沅江、湘江汇聚于此。明朝中叶设县之后，湘潭很快成为湖南最重要的贸易中心。

光绪版《湘潭县志》里写道，湘潭“南接五岭，北通洞庭”，历来是繁荣的水陆码头，号为“小南京

正因如此，湘潭也是兵家必争之地。

从明末到清初三藩之乱，湘潭屡遭兵祸，居民“逃死殆尽”。待到战乱结束，“城总土著无几”，居民十分之九是江西移民。在承平之世，湘潭迅速恢复繁荣，财富与人口急剧增加。本地传统完全断裂，新移民的生活又处在剧变当中，给外来习俗的进入创造了机会。

这时，乾隆皇帝的一旨圣谕极大加强了湘潭与广东之间的联系。

清朝初年，为对付东南沿海的反清斗争，清廷严令禁海。康熙二十五年（1686 年），清朝在征服台湾后开放海禁，指定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四地通商。但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 年），乾隆皇帝以“洋商错处，必致滋事”为由，限定西洋商人只能在广州交易。

这一事件被视为清代锁国闭关政策的最高潮，而作为内陆与岭南交通重镇的湘潭却因此得利。湘潭成为整个中国对外贸易的中转站，迎来了历史上最繁荣的时期。容闳《西学东渐记》写到：“凡外国运来货物，至广东上岸后，先集湘潭，由湘潭再分运至内地。”从海南经由广东运往内陆的槟榔，自然也须由湘潭转运。

随着湘潭与广东的联系日渐紧密，来自广东的槟榔习俗很快在此扎根。

到咸丰年间，槟榔已是广东商人贩卖到湘潭的主要货品。湘潭人嚼食槟榔蔚然成风，学者罗汝怀写道，湘潭人每天要在槟榔花掉数十上百文钱。有人将每次待客的槟榔钱省下来救急，受到罗汝怀的鼓励。

不过，如今的广东和福建人早已不吃槟榔。为何只有湘潭能够将槟榔习俗保留了下来，成为今天的槟榔飞地？

湘潭不幸槟榔幸

广东、福建等地槟榔习俗的衰颓主要发生在民国时期。1920 年代后期，广东槟榔习俗的消亡就已引起了中国民俗学研究者的注意。

广东、福建都是沿海口岸，更易受西方现代物质文明的影响。广东一度是国民革命军根据地，土著民俗受到革命政权移风易俗运动的冲击，槟榔很快被烟酒等现代消费品替代。而福建人吃的槟榔主要产自台湾，在台湾被日本占领后，台产槟榔就成了被抵制的日货，槟榔习俗也成了爱国运动的牺牲品。

湘潭槟榔的命运却与此截然相反。这恰恰又与湘潭交通地位的衰落有着莫大的关系。

1840 年《南京条约》签订后，清廷被迫开放上海等五个通商口岸。1858 年，邻近湖南的汉口又被开辟为通商口岸，以前经湘潭集散的北方商品逐渐改由汉口经长江、上海外运。1890年梧州开埠，云贵物资也改经梧州海运至香港。湘潭中外贸易转运站的作用大为削弱。

1904年，长沙开埠，原先在湘潭集散的湘中商品改往长沙集散。随着粤汉铁路湖南段的修建，湘潭的天然港口优势也丧失殆尽。长沙商业迅速发展，超过湘潭成为湖南商贸中心。

但民国时代的湘潭毕竟是二十万人口的城市。转口贸易衰落之后，本地消费依旧坚挺，商人纷纷改行以维持生计。迎合本地习俗的槟榔商贩不减反增，逐渐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消费行业。

民国初年，湘潭城内批发大宗槟榔的店铺共有 13 家。到 1938 年，中国虽处战乱之中，湘潭的槟榔店铺却增至 27 家。1944 年湘潭沦陷，到 1945 年光复，槟榔店铺又恢复至 24 家，在国共内战期间仍逆势扩张。

与此同时，湘潭槟榔商人也开始迎合大众口味，将槟榔从一种对初食者极不友好的特殊嗜好改造为适合向普通人推广的大众食品。

民国报人陈赓雅在 1934 年的《赣皖湘鄂视察记》中对湘潭槟榔的记录。此时的湘潭槟榔已经有所改良，但仍被初食槟榔的陈赓雅评价为“咸辣无比，不易进口”

清代的湘潭槟榔仍是搭配石灰蒌叶的原始组合。而到 1930 年代，湘潭槟榔已出现饴糖、五香、玫瑰油等配料。为了打入长沙市场，民国的槟榔商人去除蒌叶，减少石灰，发明出桂油槟榔、红糖槟榔等香甜口味的新品种。这些现代湖南槟榔的祖先很快在其他市县受到欢迎。

由于制作工艺日趋复杂，改良槟榔中使人体发生生理反应的主要物质——槟榔碱的含量大大降低。吃惯了蒌叶石灰鲜槟榔的海南人与台湾人恐怕很难指望湖南槟榔过瘾。

现代湖南槟榔成品与原料干果的成分对比。槟榔碱可溶于水，因此在加工流程中流失严重

然而，湘潭槟榔贩子毕竟藉此在 20 世纪的乱世中保住了他们的生计。而今，槟榔加工已是湘潭政府大力支持的特色产业。湘潭槟榔不仅将湖南成功改造为中国最大的槟榔消费地，近年来，在槟榔原产地海南甚至也出现了它的踪影。

本文部分参考中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李静玮的研究，特此致谢与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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