槟榔旧话

刘穆之字道和，小字道民，东莞莒县（今属山东）人。少年时家贫，嗜酒食，不自拘检，常至妻兄江家就餐。其妻不让他去。他不在乎，有次仍去了，酒席散后还问主家要槟榔嚼。江家兄弟嘲笑他：“槟榔消食。您常饿肚，何必需此。”江氏苦心调和，截头发变钱，买酒食供养穆之，假说是兄弟的馈赠；从此不敢当着穆之梳洗，恐怕暴露剪发隐情。

丞相刘裕要找人担任主簿，亲信说，非刘道民不可。穆之当了主簿，集主任秘书、官房长官、军师的重任于一身。每天内外来请示的人满屋子，阶基外排长队。穆之边听汇报，边看文件，边写批答，边作指示，从无失误。刘裕远征到长安，朝中大事由他主持，在外军事进止，也要征求意见。穆之富贵了大请客，江氏恐其报怨，流泪下跪求他。他笑着说，我不记恨，莫要疑心。席终，命人以金盘盛槟榔一斛待客。

李白诗：“何时黄金盘，一斛荐槟榔”，即咏此事。东晋义熙十三年（公元417），穆之早逝。第三年，农民出身的刘裕当了皇帝，深深纪念着他，说：“穆之死，人轻易我。”认他为佐命元勋，加封南康郡公。刘穆之是大能人贵人名人，豁达大度，特嗜槟榔，对槟榔的风靡全国大有影响。槟榔业如果要敬奉祖师爷，非刘穆之莫属。

南朝齐高帝之子，豫章王萧嶷，永明十年（公元492）逝世，临终交待后人：三天内设灵堂，供香火、盘水、干饭、酒脯、槟榔就够了，葬后每月溯望仍应供香火槟榔等四样。其嗜好槟榔，可谓至死不忘。以上俱据《南史》。又据《北史》，王猛的六代孙王昕，被北齐文宣帝高洋所杀，圣旨大骂他：“伪赏槟榔之好，好咏轻薄之篇。”可见槟榔在当时已成为南北货物极为珍贵，正像后来的可口可乐、肯德基风行于一时。

到清朝早期，王士祯嘲同官有“轿中端坐吃槟榔”之句，《红楼梦》中尤二姐有槟榔荷包的细节。后来槟榔在全国渐渐敛迹。唯独湘潭一隅，槟榔的消费特盛。

王口运撰《湘潭县光绪志/货殖篇》估算：全市街道三重，长15里，乘以三，共45里，每里300步，约计五步一槟榔销售点，合面相向，每点每日获利钱一百文，总计每年消费钱200亿文以上，与易俗镇寄仓粮食收入仅相抵（此计算有误，应为钱2亿文以上）。然就全国全省而言，列县罕有其比。

旧谬说屠城后为埋尸防疫而嚼槟榔养成习惯，殊不知屠城后已罕人迹，何从购买槟榔耶？实由于广货水运必在湘潭换船（长沙东岸水浅不便泊舟），湘潭接受到岸的槟榔，有传统的加工手工业，故首先在此集散，遂成为消费大宗。外地嘲笑湘潭每人口嚼一把草，确是事实。

王口运在《湘潭县光绪志/山水篇》提到辰山周氏，捎带一笔：“近岁左文襄赘居妇家，有槟榔之恨。”这只是戏说，或意在抬高左宗堂，比之于刘穆之。实则左并不嗜槟榔，妇家并不曾笑他家贫。他家也并非赤贫，有田30亩，让给老兄了。槟榔今成为湘潭商业拳头产品，渐推向全国各都会。

《鹤林玉露》说：岭南人以槟榔代茶御瘴，其功有四：醒能使醉，嚼之兴奋如饮酒然。醉能使醒，酒后嚼之，余酲顿解。饥能使饱，空腹嚼之，精神振奋。饱能使饥，盖嚼之最能解油腻、消食也。朱熹诗：槟榔收得为祛痰“，言其可供药用。近代用其子，名花白或花槟榔，煎水送服南瓜子。驱绦虫有特效。苏轼贬海南，其诗有“红霞登颊醉槟榔”。这都是槟榔广告的好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