槟榔那些不为人知传说

湖南人好吃槟榔，独步海内。台湾人好吃槟榔，闻名海外。台湾可植槟榔树，故多吃未熟之前的槟榔果——青子。湖南限于气候，不宜种植，故多吃熟制槟榔。海南也是槟榔主要产地，但是据说，南部吃，北部不吃，而吃的多是当地土著，汉人不与焉。那么，民众视槟榔为日常习见之物、甚至“不可一日无此君”的省份也就湘、台两地。但是，历史上“槟榔族”的分布之地，要比今天广阔得多。

关于槟榔，有据可查的记载最早出现在公元前900年左右。古印度诗人马哥的诗里记载了讫哩史那王（Krishna，印度神话中护持神昆湿奴Vishnu第八化身之有名印度神）所率领的士兵饮用棷汁和嚼槟榔子的情景。槟榔产地分布，可以根据利特理（Ridley，1925）报告，称槟榔种植之地理北限包括广东、厦门、台湾和小笠原群岛（BoninIslands），西限为非洲之东印度洋中之索哥德拉岛（SocotraIsland）、马达加斯加和东非，东限到中央太平洋和斐济群岛（FijiIslands），可知栽培之广普及热带地区。而印度则是世界第一大槟榔产出国，据印度中央槟榔委员会报告称，1956年印度之槟榔栽培面积高达2,161,500公顷，年产量多达21,760,000Maunds（Maund，印度计量单位，其重量因地而异，但法定等于37.327公斤），相当于八十多万吨。

槟榔流入中国，在西汉年间。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设置南海、交趾、日南等九郡，其中就包括海南、越南这两个槟榔产地。特产都要上贡，可以相信，南北朝时期槟榔之广泛流行，滥觞于此。槟榔作为贡品，传送到宫中，于是在司马相如的《上林赋》，第一次出现槟榔的身影。他写道：“留落胥余，仁频并闾”；留落、胥余都是类于棕槟的树名。仁频（频音宾），就是今天说的槟榔树，并闾则是棕树。这个意象，在左思的《吴都赋》里，便发挥成：“槟榔无柯，椰叶无阴”。同时，我们可以从史书里找出很多南海小国有关槟榔的记载。例如：扶南“有甘蔗、诸蔗、安石榴及橘，多槟榔，鸟兽如中国”，永明二年（484年）上表称臣，末附贡品名单，就包括“瑇瑁槟榔柈一枚”，也就是一个玳瑁作的槟榔盘（《南齐书》卷五十八《东南夷•扶南》）。

而干陁利国的槟榔，则“特精好，为诸国之极”（《梁书》卷五十四《诸夷•干陁利国》）。

他们“四时皆食生菜，以槟榔汁为酒”（《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七《南蛮•林邑国》），“皆非麴麦所酝，饮之亦醉”（《宋史》卷四百八十九《外国五•三佛齐》）。比起不胜酒力的以茶当酒，别饶风味。

槟榔在当地虽是常见物事，可也被当作婚嫁大事的随礼，“凡嫁娶，纳槟榔为礼，多至二百盘”（《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二《南蛮下•哥罗拘蒌蜜》），具体的次序则是：“婚聘之资：先以椰子酒，槟榔次之，指环又次之，然后以吉贝布，或量出金银成其礼”（《宋史》卷四百八十九《外国五•勃泥》）。

平时飨客，亦多用之；在真腊，“客至，屑槟榔、龙脑、香蛤以进”，（同上）“以槟榔相遗，此风俗待宾之厚意也”。（《宋史》卷四百八十八《外国四•交址》）

国王出巡，槟榔也是仪仗之一，“出乘象，则绣女执衣履、刀剑及槟榔盘以从”（《明史》卷三百二十三《外国四•文郎马神》）。

而文化事业，也少不了槟榔的功劳，“缅国为西南夷，其文字进上者，用金叶写之，次用纸，又次用槟榔叶”（《元史》卷二百十《外夷三•缅国》）。佛家弟子，贝叶写经；南海诸王，槟叶上表。一出手都是芬芳满室，难怪这两种宝贝都能顺利传入，流衍中土。

至于中国史籍中对槟榔进行详细介绍，最早则见于杨孚《异物志》。杨孚，汉和帝时（89-105年）人，贾思勰《齐民要术》引其书曰：

“槟榔，若笋竹生竿，种之精硬，引茎直上，不生枝叶，其状若柱。其颠近上未五六尺间，洪洪肿起若瘣焉。因坼裂，出若黍穗，无花而为实，大如桃李。又生棘针，重累其下，所以卫其实也。剖其上皮，煮其肤，熟而贯之，硬如干枣。以扶留、古贲灰并食，下气及宿食、白虫，消谷。饮啖设为口实”；不但描述了槟榔树的形状，还介绍了药用和吃法。“种之精硬”费解，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三一：“初生若笋竿，积硬引茎直上”，则是积久坚硬的意思。“剖其上皮，煮其肤，熟而贯之”者，可以参见《太平御览》卷九七一引《云南记》：“云南有大腹槟榔，剖之为四片者，以竹串穿之，阴干则可久停”；好像那时候的吃法有煮制和阴干两种，煮制和今天湖南吃法相似，阴干之法，则似失传。扶留与荜茇，都是宜于热带种植的胡椒科植物，扶留比荜茇能耐低温。南洋诸岛与印度支那半岛，几于家家种之。其花与茎叶皆具辛芬，供嚼食槟榔及调味用。今海南岛有野生者，土著呼之为grum，见胡先骕等著之《广东植物图志》。“古贲灰”者，《齐民要术》引《蜀记》曰：“又有蛤，名古贲，生水中，用烧以为灰，曰牡犡粉，先以槟榔着口中，又取扶留藤长一寸，古贲灰少许，同嚼之，除胸中恶气”。至于“下气及宿食、白虫，消谷”，则是槟榔的药用功效，因为槟榔含有多种生物碱，果实（今日所谓槟榔芯）可用为健胃剂、驱虫药，尤以治疗猪肉绦虫最有效果。皮（今日所谓槟榔花）则有治腹胀、消水肿等药效，此外，槟榔还是临床上治脚气的要药。南方古来为瘴疠之乡，所谓瘴疠，无非就是各种寄生虫、毒素在湿热天气下共同作用的结果，槟榔拥有这么多功效，自然成为琼、粤诸地人民日常卫生健体的首要副食，李开先所谓：“人言捉象还须象，疗瘴槟榔出瘴乡”（《中麓闲居集》卷三《江南倭夷作乱杀伤山东民兵》），正是这个意思。

槟榔吃法，具体而微，一旦分化为今日湘、台南北两派，则各有师承，俱遵古法。《南方草物状》曰：“槟榔，三月花色，仍连着实，实大如卵。十二月熟，其色黄；剥其子，肥强可不食，唯种作子。青其子，并壳取实曝干之，以扶留藤、古贲灰合食之，食之即滑美。亦可生食，最快好”；“并壳取实曝干之，以扶留藤、古贲灰合食之”，这是湖南吃法；“亦可生食，最快好”，这是台湾吃法。湖南熟制槟榔，最初也是不得已为之，《图经本草》：“其实春生，至夏乃熟。然其肉极易烂，欲收之，皆先以灰汁煮熟，仍火焙熏干，始堪停久”。湖南也是“瘴乡”，虽然不易种植，群众依然需要“疗瘴”的槟榔，所以就发明了“灰汁煮熟”、“火焙熏干”的“停久”之法。只是本意为长久贮存而已，孰料到了今天，推陈出新，竟衍生出五花八门各类吃法，“饮啖设为口实”成为主流，驱虫御瘴沦为附庸，这就是古人不可预料的了。

南北朝时期，槟榔流行于长江流域，从南方人民的保健食品一变而为北方贵族的高级休闲食品。朝廷用来赏赐（梁王僧孺《谢赐于陀利所献槟榔启》），宴会设为佳荐（沈约《竹槟榔盘》诗：幸承欢醑余，宁辞嘉宴毕），戚友相互馈遗，丧葬引为供品，伴随着世人的生老病死，发生很多有趣的故事。

我们先来看一段“煽情”的描述。东晋人俞益期《与韩康伯笺》写道：“槟榔，信南游之可观：子既非常，木亦特奇，大者三围，高者九丈。叶聚树端，房构叶下，华秀房中，子结房外。其擢穗似黍，其缀实似谷。其皮似桐而厚，其节似竹而穊。其内空，其外劲，其屈如覆虹，其申如缒绳。本不大，末不小，上不倾，下不斜。调直亭亭，千百若一。步其林则寥朗，庇其荫则萧条，信可以长吟、可以远想矣。性不耐霜，不得北植，必当遐树海南；辽然万里，弗遇长者之目，自令人恨深”；这是实地考察，见“槟”风海韵，引发长吟远想的思致。而生前嗜好此物，临死前不克偿愿，由之牵扯出一段孝子故事，则有任氏父子的佳话。曾经对梁武帝萧衍笑称“我若登三事，当以卿为骑兵”的任昉，不但自己爱吃槟榔，他的父亲任遥也是“性重槟榔，以为常饵”的瘾君子。“临终尝求之，剖百许口，不得好者”，当时失望之情，千年以后，我们这些槟榔族当能揣测，所以任昉“深以为恨，遂终身不尝槟榔”。槟榔为瘾之厉，曾不逊于烟酒，而能说不嚼就不嚼，任彦升之至孝动天，不为虚饰可知矣。所以，《南史》说他守墓，“哭泣之地，草为不生”，我就坚信是事实，绝对不是封建迷信。

任昉毕竟是穷苦出身，所以老父临终欲得一口好窠子而不遂，至引为终身憾事，贵为国戚皇亲的豫章文献王萧嶷就没有这个遗憾。齊武帝永明十年（492年），他对两个儿子交待遗言，先是一通“勤学行，守基业，治闺庭，尚闲素”的训诫，然后提到治丧，“三日施灵，唯香火、盘水、盂饭、酒脯、槟榔而已。朔望菜食一盘，加以甘果，此外悉省。葬后除灵，可施吾常所乘舆扇伞。朔望时节，席地香火、盘水、酒脯、盂饭、槟榔便足”（《南齐书》），一切简省，唯独心爱的槟榔舍弃不下，初一十五，聊作牙祭。

刘穆之后来功绩显赫，哀荣无两，但是出身贫苦，有吃“软饭”之嫌，“好往妻兄家乞食，多见辱，不以为耻”。他老婆是江嗣的女儿，“甚明识，每禁不令往江氏”。某次，江府大开“啪嘀”，老婆“属令勿来”，刘穆之不听劝告，抗不住饿，还是去了。“食毕求槟榔。江氏兄弟戏之曰：‘槟榔消食，君乃常饥，何忽须此？’”老婆很生气，“截发市肴馔，为其兄弟以饷穆之”，挣完面子之后，从此拒绝履行婚姻义务（“自此不对穆之梳沐”）。槟榔之瘾，有至于此者。后来穆之发达了，准备帮衬舅子们一把，老婆“泣而稽颡以致谢”，他倒是不计前嫌，颇有做大事的风范，说：“本不匿怨，无所致忧。”但是，醉饱之余，他特地“令厨人以金柈贮槟榔一斛以进之”（南史），隐约有点调侃的意思。不知江家兄弟当时的脸红，是吃了槟榔的缘故，还是悔恨的惭颜。几百年后，李白感时自伤，还要拿这件事进行自我排解：“何时黄金盘，一斛荐槟榔”（《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