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古代特色经济之槟榔

“鲜槟榔、盐槟榔皆出海南。”“商舶舆贩，泉广税务收数万缗，惟海南最多。”——宋代赵汝适《诸蕃志》

“琼人以槟榔为命，岁过闽广者不知其几千百万也。”——宋代王象之《舆地纪胜》

“槟榔生海南黎峒，……海商贩之，琼管收其征，岁居什之五，广州税务收槟榔税数万缗，惟是，则诸处所收与人之所取，不可胜计矣。”——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

“岁售于东西两粤者十之三，于交趾、扶南十之七。” ——清初屈大均《广东新语》

高高的树上结槟榔

谁先爬上谁先尝

谁先爬上我替谁先装

少年郎采槟榔

小妹妹提篮抬头望

……

《采槟榔》这首脍炙人口的民歌从1940年代起传唱不息至今，尤其是一代歌后邓丽君的甜美演绎，描绘出一幅美丽的南国画景。

走进海南省三亚市凤凰镇槟榔村，画境赫然出现在眼前。蜿蜒流淌的槟榔河两岸，一丛丛秀丽挺拔的槟榔树夹岸而植，似扇如盖的翠绿羽叶掩映着粉墙黛瓦，人影绰然，鸡犬相闻，好一派天涯乡村美景。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民族学院)教授、海南经济史专家陈光良说，像这样以槟榔命名的地名并非唯一，而是在中国南方普遍存在，例如云南有槟榔江，广东和台湾等地有槟榔村，厦门市有槟榔路，甚至还有一所槟榔中学。海南还有不少地方现在或历史上以槟榔为名。一种农产品被如此多的用做地名，这从一个侧面微妙反映出槟榔在历史上或者至少某一时期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尤其是经济角色。

海南古代经济的特色在什么地方，哪样产品对全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陈光良得出的结论就是槟榔，“槟榔就是古代海南的拳头产品，它曾经大量供应南方大港和城市，海南赋税有三分之一出自槟榔贸易所得。”

槟榔贸易连港埠

“诸处所收与人之所取不可胜计矣”

蔼蔼槟榔村，悠悠槟榔河。沿槟榔河顺流东南，不远就汇入三亚河，直通三亚港，古代又称临川港。若是过得河来，沿着村外的小路向西，走过数十里路就可到达崖州古城和崖州港。

不难想见，在过往的岁月里，村里的一担担槟榔或是舟楫而下临川，或是车马走卒至崖州，再由古港里林立的帆樯运往闽、广、浙诸省，以至于南洋各地。古代的三亚一带，还有藤桥港、榆林港等亦是槟榔输出的要津。

放眼琼州，更有谭门、清澜、海口、白马井、八所等自古繁华的港口，也曾在某个时期聚集了一船船的槟榔。正是这些把海南和世界联结起来的古港承担了海南槟榔经济的枢纽。

这种繁盛，陈光良在他的专著《海南经济史研究》中专辟了“槟榔经济”一章予以详细的考证与描述。

宋代赵汝适《诸蕃志》说，“鲜槟榔、盐槟榔皆出海南。”“商舶舆贩，泉广税务收数万缗，惟海南最多”，“惟槟榔、吉贝独盛，泉商兴贩，大率仰此”。又说：“泉船以酒、米、面粉、纱、漆器、瓷器为货，岁杪或正月发舟，五六月回船;若载鲜槟榔搀先，则四月至。”也就是说泉州商船如装运鲜槟榔就要提前回航，可知槟榔贸易已经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尤其泉州乃是当时世界级的大港，槟榔经济在泉州港的税收中已有相当份额，足见槟榔经济对主要输入地两广、福建的经济产生重要的影响。同是宋代的王象之在《舆地纪胜》中写道：“琼人以槟榔为命，岁过闽广者不知其几千百万也。”

“海运是当时槟榔销往岛外的唯一途径。”陈光良说，宋代以后随着造船和航海技术日趋成熟，北海、海安、雷州、赤坎、江门、广州、潮州、泉州等港埠，都先后成为海南槟榔主要集散地。

在主要集散地之一的雷州港，甚至出现了专营海南槟榔批发的行会“榔行”，槟榔商号云集该港的南亭街。榔行商人生意兴隆、财力雄厚，仅乾隆年间便三次(乾隆八年、二十四年、二十九年)捐资修建港内天后宫，共计纹银1500余两。

槟榔贸易的繁盛，一直延续到清代。清人吴者仁还在《槟榔赋》中生动地描写了海南槟榔经包装过海之后，从水陆两路分销岭南各地的情形。

“为了‘岁过闽广不知其几千百万’之槟榔的采购、加工、储运和分销，不知有多少行脚商、经纪人和海商车夫，常年奔波于琼岛各县，长途贩运于粤海闽地，同时又需要多少船舶车马来从事营运。”陈光良感慨说：“一种商品通过它的需求效应，刺激生产者扩大生产，吸引众多商贩投资营运，既能在市场获利，又成为当地财政税赋的重要来源，而且其市场生命周期维持上千年之久，这在海南经济发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槟榔之利尽琼州

“琼管收其征，岁居什之五”

袅袅炊烟、满载槟榔的卡车和整条街的槟榔加工厂，琼海市中原镇温泉村是又一个以加工闻名的“槟榔村”。近日海南日报记者在琼海的这个“槟榔村”看到，青青的槟榔果在这里经过煮熟、熏烤等初步加工，变成外皮黑亮的干果，分级打包后全部发往湖南。海南日报记者在该村见到一户槟榔加工商，两夫妇单单将青果烤成干果一项，旺季时收入便达三至四万元。繁忙有序的加工过程依稀能看见古代海南槟榔经济兴盛的影子。

“其实古代海南的槟榔产业更加成熟、产业链更长。”陈光良说，古代海南槟榔营销环环相扣、周转顺畅、配合密切，又在采摘、制作等环节形成了一套精细的农产品加工技术以适应消费者的不同口味及药用特性，都值得后世借鉴。

今天，国内只有湖南、台湾、海南3地仍有较为普遍的食用槟榔习惯。其中，台湾的槟榔之风最盛，槟榔是农产品中产值排名第二的“绿色黄金”，兼具种植和加工能力;湖南的槟榔食用习惯不同于琼台两地，乃是用香料腌渍的干槟榔，需要较为精细的加工，但湖南不宜种植，相当部分原料从海南购买;海南惯吃鲜槟榔，但多数原料销往湖南，岛内多做初级加工，槟榔产业在海南的经济中已经只占据很小的比例。

但在海南槟榔经济繁盛的岁月，槟榔产业是海南经济的重要支柱，一些州县几乎依靠槟榔生产来维持地方财税收入。早在宋代，槟榔经济一俟发展起来就在海南经济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宋人王象之在《舆地纪胜》琼州一节中写道：“非槟榔之利，不能此一州也”。周去非在《岭外代答》记述：“槟榔生海南黎峒，……海商贩之，琼管收其征，岁居什之五，广州税务收槟榔税数万缗(古代计量单位，一缗为铜钱一万文)，惟是，则诸处所收与人之所取，不可胜计矣。”至槟榔经济已经成熟的清代，陵水、会同、乐会等县志里多有“槟榔，熟而价高，少为差粮之助”，“役重，借槟榔输差”，“栽槟榔赖以供粮税”等记载。

清代万棵槟榔园

生产经营初具资本主义萌芽

陈光良介绍，明清海南州县赋税多是将槟榔和椰子合计为“榔椰税”。据清代道光《琼州府志》列举的全岛各州县税收情况统计，“榔椰税”占全岛税收的37%，是最多的;而万州“榔椰税”在全岛各州县中，又独占26%，是最高的;其次是会同、定安、乐会、文昌、琼山、陵水、崖州、澄迈、儋县、临高、昌化。这个统计数据，从基本面反映了清代海南槟榔种植生产的情况。

明清时期，由于受到市场刺激，海南槟榔种植面积不断扩大，甚至发生与粮争地的情况。一些农民放弃粮食生产，专业经营槟榔园。陈光良表示，元明时代海南就有了“千棵槟榔园”，清代更出现了“万棵槟榔园”，园主从管理到收获都雇佣农工，依靠长期经营赚取投资利润，其生产方式已经初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

因槟榔而大量涌入海南的商人在海南形成槟榔批发市场和商人会馆。清代海口的高州会馆和崖州的五邑会馆即分别由高州和五邑的槟榔商人捐资修建，便于其寓居贸易，维护商业渠道。可知当时槟榔产业已形成稳定的经营流通渠道。

海南槟榔甚至还有相当出口。清初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提到：海南槟榔“岁售于东西两粤者十之三，于交趾、扶南十之七。”如果这个数据属实，则说明海南槟榔转而销往交趾(越南)、扶南(柬埔寨)。这也是海南槟榔业面对盛极而衰的形势寻找新市场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