槟榔习俗在湘潭落脚有个渐进的过程,起初,人们所食为药用槟榔,随着瘟疫过去,嚼槟榔成了日常习惯,当地人对作为食品的槟榔有了持续性的需求,槟榔业由此诞生。
成体系的槟榔业务大体形成于乾隆末年,并在之后不断发展。在这一时期,槟榔业务的经营形式已发展为字号、店铺、胪陈、商贩四种,其中字号专营大额批发,店铺从字号进货,为胪陈和摊贩提供小额批发,胪陈店与摊贩主要经营零售,摊贩有的自制槟榔,有的也从胪陈店中批发。
湘潭本地人观念较为传统,崇尚以仕途与田产光耀门楣的成功之道,因而从事槟榔业的本地人较少资金雄厚者,多是在街边设摊的小贩。大宗槟榔生意主要由来自广东的商人经营,后来江西商人实力壮大,也占据了一部分槟榔市场。
槟榔作为当地人日常消费中的一部分,并非一朝一夕之事。乾隆《湘潭县志·风俗》(1756年)未有槟榔相关记载,乾隆末年槟榔业务的初步成型,及至嘉庆年间(1818年)槟榔习俗加载县志,可见随时间推移,槟榔已渐渗透进湘潭人的生活。
“湖湘间宾客燕集,供鱼清羹,则众皆退,所谓鱼来酒止也,今则不然,士大夫燕客来取精细酒、重酻娘,珍错交罗竟为丰典,一食费至数金,而婚丧为尤,甚至槟榔蔫叶,所枉酷嗜。”行文中表现了数十年间湘潭人在饮食方面的观念变化。过去,湘潭人生活简朴,酒席上菜肴较为廉价,最后一道压轴菜为鱼汤,鱼汤一上,宾客便准备离席。随着地方经济的发展,生活在“金湘潭”的民众日渐富裕,消费上也愈发阔绰,一桌酒席所上菜肴酒品皆为上乘,所费甚多,而在这一股奢侈的饮食之风内,可助饭后消食解油的槟榔亦出现在饭桌上。
“近岁左文襄赘居妇家,有槟榔之恨”,这里说的是入赘湘潭周家的左宗棠,婚前,他科举屡屡落榜,后于道光十一年(1831)受周诒煜邀请在辰山读书,并于第二年入赘,与周诒煜的堂妹周诒端结为夫妇。“初婚时宗棠贫甚”,由于家境不好,左宗棠在周家过得并不如意。周诒端之母王慈云常出题让后辈做诗,并许诺将槟榔作为奖品奖给胜者。左宗棠诗文不如妻子,往往居于其后,由此他发奋读书,方成大业。
“今之饮馔不日臻精美乎,今之衣服不日求鲜艳乎”,罗汝怀述及咸丰以来湘潭人日益宽裕的经济状况,提到当地人每日在槟榔上的开销,“甚至条丝日耗钱数十,槟榔日耗钱数十”,可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槟榔食俗在当地广为传习,且已成为人们日常消费的一部分。
湘潭商业的鼎盛时期为一口通商时的清朝。1757年,雍正“严禁他处地方与外国通商”,当时,中国仅有广州一个口岸。外国货物在广州上岸后,需先运到湘潭,再于此分运各地,同样,国内出口的丝、茶等货品,也需在湘潭集中装箱,再发往广东,运向国外。战后的湘潭纳外来移民,逐渐养足精力,迎来了最为繁荣的时期。
“长沙水少不利泊船,故皆辏湘潭”,“道通江岭东南七省,商货咸萃于此”。光绪年间,湘潭城外沿着湘江的十余里街道上,均是摩肩接踵的行人,热闹的街头随处可见槟榔摊子,“日剖数十口,店行倍蓰焉”。槟榔的零售生意十分红火,“每桌日得百钱之利,日当糜钱五六百万”。槟榔摊子的生意自然要归功于当地人对于槟榔之喜爱,“槟榔之费,拟埒稻粮”,潭人买槟榔所用钱竟与购粮所费相近,湘潭人对槟榔之好可见一斑。